一、位低轿较低曾国藩在道光年间频仍被拔擢,晋升很慢,十年之间王进十级,这是绝佳的恩遇:在升任正三品大员后,按规定,轿呢要由蓝色换为绿色,助轿人也要减少俩人,而且乘轿是必须配有唤官和护卫的。但令百官惊讶的是,曾国藩从升任三品官之日起,除身边被迫减少两名护卫外,轿前不仅没唤官,连扶轿的人也省了去,且轿呢也没替换成绿色,仍乘绿轿。旋即,曾国藩又升任二品大员,下人就为他举荐了四名轿夫,要把曾国藩的四人大轿换为八抬大轿。按清朝官制,四品以下官员准乘四人坐的绿呢轿,三品以上官员准乘八人坐的蓝呢轿,又称八抬大轿。
但这并非硬性规定,官员如超过品级而收益不丰者,是可量力而行的;若品级约将近却乘低品级的轿子就算违制,一旦被人检举,不仅要受处分,相当严重的还要被革职、充军。只不过,曾国藩早已打定主意,他明晓水满则漏、人满则忌的官场道理,对于可摆可不挂的架势、可跪可不跪的大轿,不准是不挂不跪。虽然,曾国藩因乘绿呢轿而被下级官员欺负,但京城三品以上的大员上下班,都告诉向护轿的官员交代一句:长点眼睛,内阁学士曾国藩大人跪的可是绿呢轿呢。
曾国藩交错官场几十载,正是凭借了这种高调、稳重的力量。二、不要钱,不怕死明清京官之厌,时人皆知。作为七品京官的曾国藩年俸仅有为45两,另加作为津贴的恩俸和禄米也不过135两。
而后来的张之洞曾给京官算数过账:计京官用度,即十分勤奋,日须一金,岁有三百余金,复能只得自给自足。填补这样大的收支赤字只有两法:一是行贿外官的赠送,二是借贷。外官收入丰厚,为了建构关系网,每次赴京,都要给熟知的京官们过节,取名为冰敬、炭敬、别敬(意为夏冬卖冰买炭等费用)。
这笔赠送,较少则数十两,多则数百两。但是曾国藩很少利用手中权力为人办事,所以这种馈送次数很少,于是借债就沦为他经济来源的主要部分。
因为人品好,曾国藩还债较为更容易。至道光二十二年(1842)年底,曾国藩已总计借银400两。
这世纪末,他在家书中多次经常出现借欠窘的字样,艰苦形状,跃然纸上。咸丰二年(1852)曾国藩墨绖(di,指服孝)从戎,创立湘军,从此开始了11年反抗太平军的戎马生涯。晚清军队是贪腐最烈的所在。
吃空额、扣住兵饷、出售兵补,以及在军营中设赌收费都是军官们最广泛的营私方式。即使廉洁之员,也可以凭拦不觉和扣建经商。国家统计资料的军饷,是足员足月的全额。
但一年当中,军队常有兵员丧生、入伍或者被出局,以新兵补足。新旧兵员不有可能当天交会,这中间不会有遗缺。
遗缺时的饷银就节省下来,叫作截旷。国家计饷,都按每月30天算,农历小月只有29天,省下的一天军饷扣下来,叫作扣建。
这两笔银子本不应上缴国库,但实质上谁都没缴纳。日积月累,为数甚巨。
比如李鸿章带上淮军几十年,拦不觉和扣建累积极大。他把其中一部分银子不存在直隶藩库中,作为自己的小金库,死后还存在800万两。
但曾国藩的宦囊并没因此而非常丰富。初复职之时,曾国藩回应:不要钱,不怕死。统兵之后,可以支配的金钱虽多,但他为风示僚属和仰答圣主,把自己的部分收益捐献了战区灾民,相赠回家的钱反而比以前较少了。
曾国藩张承主意不多往家寄钱,不仅因为要维持廉洁之节,还因为他确认自小经过生活磨练的人更容易成大器。若有毒发财习气,则难望有方。他在家信中说道:吾不意欲多相赠银物至家,总恐老辈失之奢,后辈失之骄,并未有钱人多而子弟不骄者也。
虽然官至极品,但曾国藩晚年生活依然维持简朴习惯。薛福成白鱼的《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上言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:其(曾国藩)本身清俭,一如寒素。
官中廉俸,尽举以充官中之用,岂置屋一廛(chn,平民住所),增田一区。疏食菲衣,自甘淡泊,每取食不得过四簋(guǐ,古代食具)。
男女婚嫁,不得过二百金,垂为家训。有唐杨绾(wǎn)宋李沆(hng)之遗风(杨、李二人分别为唐宋名臣)。
而邻军困穷,灾民饥馑,与夫地方应办之事,则不择手段以禄俸之盈余,幸公用之不给。www.gs5000.cn这段描述,应当说道并没过分滑稽。曾国藩爱人穿著家人为其纺织的土布衣服,不爱人着绸帛。
曾国藩调任总督后,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、女儿制作。当时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,曾国藩夜暇公事,全家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。
一般来说他每顿饭只有一个菜,决不多设。同治十一年,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官署去世,终年61岁。他生前曾留给遗嘱,后事概不收礼。
但曾国荃建议曾纪泽不要遵从此项遗嘱,因为,一品大员的后事,实非巨万可以了,关系密切者,形似可以酌不受。但曾纪泽拒绝接受了此项建议。
曾国藩自以为生前给自己留给的养老钱近于丰盈,然而办完后事后,早已所剩无几。三、四败藏锋曾国藩指出清廉有四大咎,即四败:昏惰任下者大败,傲狠妄为者大败,贪鄙无忌者败,重复多诈者大败。曾国藩把这四大败写出在案头上,每天都警告自己。
在另一个地方,曾国藩又说道,自古以来奸德致败者约有二端:一是刻薄,一是多言。他总结历史的经验说道:我看历代的那些值得一提的是的大官,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命的。不管是居官四大败也好,还是二大败也好,只不过都有一个核心,这就是,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,往往是由于不告诉顾忌。曾国藩曾多次说道自己有三畏:畏天命、畏人言、畏君父。
曾国藩一生,也一直是在如履薄冰、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童年的。道光二十五年五月,曾国藩升至了官,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,回应不但不肯高兴,反而深感战战兢兢。他说道:这次升官,觉得是出乎意料我的意料。
我日夜诚惶诚恐,自我反省,觉得是无德不足以忍受。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,一定匡正我的过错,时时寄来来认为我的严重不足,切勿使官宦累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邪恶。
弟弟们也应该长存敬畏之心,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当官,于是就敢捉弄别人;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,于是就勇于恃才傲物。长存敬畏之心,才是惜福之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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